2008年至2012年，张某将某客车线路的经营权以及该线路运营下的4辆客车所有权评估作价，以转让部分股权的名义，向不特定的郑某等12人邀请投资入股。郑某等12人与张某签订多份《股权承包协议》，股权金额总计200万元。《股权承包协议》是格式化文本，均一致约定，如遇有不可抗力或者国家相关政策变化，所有股东共同承担风险和法律责任。经营期间，郑某等12人均未参与管理，只是每个月收取固定的分红。 2012年5月，张某在没有取得郑某等12人协商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与康某签订《购车转让协议》，将上述线路的经营权以及运营车辆全部转让给康某，转让价款总计300万元。2007年至2012年间，张某还向不特定的100多人借款2000余万元。2012年9月，因为无力还本付息，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，事发后张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2013年郑某等人向涉案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依法确认郑某等人是涉案合同运营线路的原始股东，即实际享有案涉合同约定线路经营权和运营车辆的所有权；并请求判令张某和康某签订的《购车转让协议》部分无效。法院最终认定郑某和张某之间并不成立合伙关系，《股权承包协议》符合借款合同的法律特征，判决驳回郑某等人的诉讼请求。 民事法律行为虽然首先遵循民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，但人民法院作为事后的中立裁判者，断案首先以证据为依据。案例中，郑某等人虽与张某签有《股权承包协议》，但没有进行合伙企业工商登记，不满足法定的合伙形式要求。合伙企业中，普通合伙人应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，有限合伙人应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。但《股权承包协议》约定，郑某等人的出资可以随时要求张某退还，对企业债务也不承担任何责任，每月固定收益在法定的民间借贷利息限额以内。因此，《股权承包协议》在实体权利义务内容上不具有合伙协议的法律特征，符合借款合同法律特征。从形式和实体两个方面审查张某与郑某等人之间的《股权承包协议》及协议实际履行情况，法院认定该协议名为投资实为借款。律师建议，拟定合同要围绕交易目的，从法律规定出发，兼顾形式要求和实体要求，达到形、名、实一致，从而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法律风险。